这里讲的城市思想，是指决策层、领导层的城市观念，对城市总的看法，也表现为全社会对城市的基本态度，是在一个时期国家对城市的主流思想。城市思想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因此，研究我国的城市思想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特别在今天，在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形势下，更为必要。由于城市思想涉及面很宽，我们过去研究又很不够，所以，我这里结合对城市化的认识，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引起大家的共同探讨。
历史的回顾在封建社会，城市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广大农民的基地，城乡是完全对立的，城市剥削农村，农民造反起义，就是包围和攻打城市。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以后，商业、手工业不断发展，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外国不同。俄国革命是首先夺取大城市，全国就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先夺取农村，再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对城市发展有不少重要的论述。比如早在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就指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十分强调发展城市的生产。他指出，只有城市的生产发展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这些思想对中国的发展和城市建设产生了巨大作用。老同志们回忆说，当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北京城说，如果看出去有好多烟囱就好了！他是讲生产发展了工厂多了，烟囱都冒烟了就好。今天看来，环境保护发展了，北京城内看不见烟囱最好。在当时，毛泽东讲的是很好的。他还讲，只有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所以，建国之初，我们的城市思想是“生产城市”。在这以后，开始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当时苏联援助我国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城市发展的方针就是重点发展城市。在有重点项目的城市，发展快些，比如西安、成都、洛阳、包头、兰州、武汉等一批城市。当时一切以工业为中心，工业是主体，城市是配套。叫处理好“骨头”和“肉”
的关系，“骨头”指工业，“肉”指城市。当时的城市思想可以称为“工业城市”。后来，往往重视工业，而忽视城市的建设，认为城市建设是非生产性建设，每当调整规模，往往首先压缩城市建设。以至发展成为所谓的“先生产，后生活”，长期以来，影响深远，城市建设“欠账”
由此而来。应当指出，在工业化奠基的重要历史时期，缺乏资金，广大中国农民以比较低的农产品价格，全力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侵略别人，也不能全靠外援。1958年国家实行了城市户籍制度，从此，形成和不断强化了城市分割的二元化社会结构。
在以后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防和战争的影响。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有一个共识：城市太大了不好，发展到50万人就可以了。这完全是从战争的角度来考虑的。进入60年代，中央、毛泽东在对形势的分析后，部署了“三线建设”，有“大三线”、“小三线”，由于工业布置太分散，问题不少。
1965年6月，余秋里和谷牧同志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说工业太分散不便组织生产。毛泽东发了话：“靠山，近水，扎大营”，“多搞小城镇”。就是说工业选址要合理，要相对集中，建设小城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在国防工业布局上，林彪推行了“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根本否定了相对集中，更否定了搞小城镇。
1964年，工业学大庆，周恩来总理去大庆，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为16个字：“工农结构，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一些地方在学习中出了问题，盲目搬用大庆分散布局，不搞集中的城市，造成一定的影响。
“十年动乱”时期，“极左”的一套，完全否定城市，错误地认为城市发展了就会扩大城乡差别，甚至认为乡村就是革命的，城市就是修正主义的。那时，有一篇文章影响不小，题目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一部电影叫“创业”，里面公开批判“街心花园”和“工人文化宫”。“文革”荒谬地反城市，企图用不发展城市和抑制城市发展的办法来缩小城乡差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的城市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反映是，1983年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有一段文字：“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比较集中的体现了新时期党对城市的看法，反映了新的城市思想。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一切都离不开城市，都要依靠城市，实际工作使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断提高。最后是体现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提出“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要“消除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终于得出上述结论，实在来之不易，这也是我国城市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二是市场经济时期。前一个时期，对城市发展总体上是抑制的思路，在体制和政策上，不是鼓励城市发展，而是控制城市的发展。实质上，一方面推进工业化，一方面不主动推进城市化。我们自己对此并不很自觉，70年代初，有位日本学者，叫越泽明，他在分析了我国有关资料以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是对中国城市发展分析的结论。当时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现在看，他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一面推进工业化，一面又不推进城市化，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政策有很大变化，但是，在城市化方面，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仍然有很大的盲目性。首先是城市户籍制度，很晚才有所松动。其次是城市发展方针，对大城市始终要求控制发展规模。1978年中央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再是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89年，制定《城市规划法》，在国务院讨论的时候，几位领导同志都要求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前面加上“严格”二字。这样，“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就成为了国家立法，一直到今天。《十五》计划纲要，才正式提出新的城市发展方针。再是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放任乡镇企业在广大农村地区随意布局，形成“天女散花”之势，占用大量耕地，严重污染环境。在土地制度上也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城市必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各种资源流动，要求最有效地配置包括人力在内的各种资源，人口和资本的积聚成为客观需求，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它们的发展更成为必然。我国城市大发展的客观要求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思想和现行的城市发展方针和政策。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城市发展的思想，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重要。1990年3月，小平同志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2年春，他明确指出，“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还指出，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我们可以看到，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最大城市的大发展，这实际上宣布了控制大城市规模方针的失效。这在我们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发展，无不强烈要求城市的发展，最终，中央提出来实行城镇化战略，这是在世纪之交，我国城市发展历史性的转折，具有非常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城市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如果离开了经济社会的具体条件，如果离开了政治、军事和国际的大环境，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城市思想的演变。
第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是城市思想的基础和依据。在我国，长期限制城市发展的思想，主要是我国农业长期落后这一经济现实的反映。我国长时期农业不过关，商品粮不够，压力很大。我们的户籍控制和商品粮的控制是相映的。60年代初期“三年困难”的教训，又大大强化了这一思想。直到今天，我们的农业还不过关，所以，我们的城市思想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积极推进城市化，正是经济发展、包括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因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能只在“三农”内部做文章了，必须跳出来，从全国经济社会总体战略上去研究和解决。“三农”的出路在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在于大量地减少农民，使农业实现规模经营，这就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变为市民。要让农民富起来，先要让农民少起来。因此，城市化战略应当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总体战略。
第二，和国际形势的关系。战争的因素，不能不考虑。历史上影响比较大，今后也应考虑。现在的国际环境很好，我们应该抓紧机遇，加快发展我们的城市。我们今天讲国际形势，重要的方面是全球的经济发展，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的竞争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讲城市化，不仅仅是指农民变为市民，不仅仅是讲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很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的实力、竞争力。只有我国的一大批城市的实力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加强了，我们在国际上才更有地位。这里，回顾一下中央提出城镇化的背景，除了历史上总体发展的要求之外，直接的原因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关。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但是发现广大农村市场启动困难，农民购买力很有限，究其原因是我国城乡分割，是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再不启动城市化，整个经济上不去了。
第三，政治因素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乡对立消失了，但是，城乡差别还存在，有差别就有矛盾，还有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完全颠倒了是非，批判城市，否定城市，完全是错误的。影响不可忽视。科学社会主义，是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在城乡共同的发展中缩小城乡的差距。这里有理论问题，有实际问题，难在“度”的把握上，在实际情况的把握，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处理得当。中国是农业大国，国家发展必须城乡兼顾。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要逐步扭转。”这里，有一个稳定的问题。过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农民稳在农村，以为这样就好，结果农村的农民太多，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经济效益很低，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社会问题也由此而发，反而不利于稳定。因此，从根本和长远看，中国的稳定离不开城市化的推进和成功。中央提出城镇化要积极稳妥，我体会就是要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努力找好结合点，力求把握好不同时期我国城市化的进度和力度。
总之，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我国城市思想的发展，来看待今天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来展望今后我国城市的发展。
城市思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城市思想必然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客观要求。
较之于过去，我们今天的城市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中央正式提出了城镇化。但是，应当看到，在广大干部中，对城市化的认识还很不够，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识相比，就相差更远。因此，在广大干部中现代城市思想的建立和提高，可能是今后长期的艰巨任务。
（作者系高级规划师，教授，建设部原总规划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作者：陈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