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21日讯(记者 时晓玲 叶莎莎)在今天教育部举行的治理教育乱收费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面对众多在京媒体，详细解说了制订教育收费政策的权限脉络和对教育乱收费的界定。
田淑兰说，在治理教育乱收费中有一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清晰，希望和大家做进一步沟通。一是制订教育收费政策的权限问题。田淑兰说，教育收费宏观政策和确立收费的项目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制定和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杂费和学费的标准的审批权限是在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教育部门提出意见以后，会同省物价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然后由三部门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比如义务教育阶段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一费制”，还有高校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都是按照这个权限执行的。
田淑兰说，教育收费政策有四条最基本的要求。第一是采取了集中决策的原则，就是全国的收费政策由三部委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而具体的标准是属地化管理，包括教育部管理的高校，也是在属地化管理，由省政府决定具体的标准。除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外，原则上基层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无权制订收费标准。第二是群众可承受原则。田淑兰强调，办教育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各种物价指数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我们国家，教育是公益事业，政府是教育的投入主体，尽管政策允许收取杂费和学费，但只能作为政府投入的补充。第三是各地的学费允许有差别。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甚至在一所学校中不同的专业，收费的标准允许有差别。第四是教育的收费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收费标准必须公开、透明。而且要坚决查处和制止乱收费。
谈到什么叫乱收费，田淑兰说，乱收费是指凡是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教育收费都属于乱收费。具体讲，是指一些地方和学校所出现的违反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擅自出台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同时也包括一些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向学校或通过学校向学生摊派和搭车收费。这些都属于乱收费。
田淑兰指出，教育乱收费大体分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生存型”乱收费。这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和城市的薄弱学校。一些违规收费都属于这些方面的收费。第二种是“发展型”乱收费。这里面一种情况是学校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受到经费等方面的制约，采取了不正当的方法，收取了学生的费用，在没有正当批准权限的情况下收取了费用。其中，也有个别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追求超过实际可能的高标准。第三种是“趋利型”乱收费。也就是在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的公立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有的校长或者有的领导教育思想不够端正所出现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不规范，在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方面的问题就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有的地方也以结构工资为名，有些地方行政领导默许了一些学校的不规范收费行为用于解决所谓“结构性工资”的补贴部分。
田淑兰说，这几种乱收费的类型不管什么原因，都是错的，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因此，教育部在抓这项工作时，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一定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田淑兰说，从前三年的治理情况看，在国家七部委的共同努力下，正在有效遏制教育乱收费蔓延的势头；从2006年开始，治本的力度明显加大。在今年的六项治理任务当中，重中之重有三项：一是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行后的地方，不准再出现新的乱收费。这涉及到西部的12个省和中部的几个试点县，任务不轻松，但是必须坚持；第二个重点就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并且采取公开透明的办法，要在当地的政府网站上向群众公布。要在今年9月份之前让老百姓能够在当地政府的网站上，看到各级各类学校收费的标准，凡是不公布的，就视为“乱收费”；第三件事就是对改制学校“先关门、后清理”，从今年起不再审批新的改制学校。田淑兰说，这三项任务是今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要向社会交答卷的三项工作。
对真正的教育乱收费必须从根上坚决治理；对一些政策不清、界定模糊的问题需要给群众一个清晰的解释和答复。田淑兰一番坦诚布公的话语和坚决鲜明的态度，博得了在场媒体的普遍认同和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