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还是市场？一场围绕电力产业发展的争议再次展开。
近几年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电荒”问题，即将被“电力过剩”所代替。据报道，11月份上海地区的发电量只有499300万千瓦时，而这一数字在去年同期是586543万千瓦时，同比减少14.8%。从2003年开始，华东一直是“电荒”的重灾区，因此华东电力供应形势的转变也预示了全国电力市场的供求变化。
电力供应的“短缺———过剩”轮回，如同噩梦一样再次出现了。纵观近十年来
电力供应能力与宏观经济需求的关系，我们发现电力供应时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而又成为资源闲置浪费的“典范”。造成这一“怪圈”的直接原因在于电厂建设的投资，不是由供需双方而是由第三方，即政府的电力主管部门（电监会）与投资审批部门（国家发改委）设计决定的。
短缺———各地上马电站———过剩———调控，不管持哪派观点，都认为这样的一个怪圈必须予以破除。但围绕如何破除怪圈，出现了“市场派”与“计划派”的尖锐争议。“市场派”认为，行政规划的电力投资显然难以顺应市场需求，随着电力的紧缺，审批会宽松而积极，但是当两三年后这些电力项目投产了，却会遭遇宏观紧缩，电力供应随之闲置，因而需要破除干预，实现电厂建设彻底的市场化；而“计划派”则认为市场开放只会造成类似2000年加州电力事故和2003年美加大停电的后果，所以政府行政调控实属必然。
无论“市场派”还是“计划派”其实都有失偏颇。虽然电力产业的改革取向确实应该面向市场，但是对于外部性特征明显的电力供应而言，有益的产业规制同样不可或缺。
对于电力为代表的所谓自然垄断产业，究竟是市场化还是行政规制，即便在市场经济成熟度较高的西方，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在同样经历了所谓“市场派”与“规制派”（类似于前述“计划派”）的争议后，虽然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类似的争议却给垄断规制理论的发展带来了突破，那就是激励性规制概念得以引入。激励性规制的出现使得规则经济学从“为何规制”发展到“如何规制”，从“非市场即规制”的极端选择中找到了中间路径。
激励性规制要解决的就是规制与竞争之间、企业私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融合问题。举例而言，类似麦当劳的特许加盟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性规制的方法，符合麦当劳管理要求、配餐要求、服务要求的企业均可参加竞标，成为麦当劳的加盟商，从而享有麦当劳品牌的外部收益，并且优秀的加盟企业能获得一定的奖励，而不理想的企业将面临淘汰。
可见，激励性规制的核心就是改变传统的“限制进入”的行政审批模式，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制定电力建设企业的竞标和考核标准，使得符合资质的企业均有机会平等获得市场机会，同时对于符合政策导向、环保措施得力、经营效率高、价格低廉的企业予以更多的投资激励。至于投资规模、优胜劣汰等问题则完全交由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
因此，一味强调市场机制或者行政调控实际上都是不可取的。在放松管制的同时，采取激励性规制，对电力建设市场主体进行间接调控才是正确的取向。
